在中国经济貌似一马平川、众人喝彩之时，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经济形成了强大的负面冲击，而同样类似的经历在10年前亦曾爆发过，其时亚洲金融危机的乍起，一度使我国经济陷入困顿长达5年之久。此次由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引爆的金融危机(以及次年底爆发的欧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深度、对全球经济的波及广度，更明显远甚于10年前。而本已外向型经济结构明显、加入WTO已达7年的中国经济，更是无奈地进入“拐点之年”。

　　之所以将2008年定格为“拐点之年”，其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从经济形态上看，此前2年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该年度迅速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谓“适度宽松”)，而处于缓慢推进状态的“调结构”，在此后虽然仍然年年言犹在耳，但是实质却呈倒退之势，经济形态层面的拐点明显，我国经济由此进入震荡不定的下行通道；其二，从市场逻辑看，此前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所推动的市场化进程，在此后进入反向收敛阶段，行政权力对要素资源的支配进一步强化，而资源之于国资和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配置失衡持续加剧，市场逻辑层面的拐点亦明显，此前一直强调的行政职能转变随即进入停滞不前、甚至阶段性反复阶段。

　　当然，在一国经济遭受重大冲击之时，祭起“凯恩斯主义”的大旗，用政府有形之手代替市场无形之手，以便将经济从萧条窘境中强力拉出，具有阶段性的相对合理性。但是，其合理性必须建立在2个前提之下：一为适度刺激，二为短暂刺激。

　　现在看来，我国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应急反应稍显过大了点。货币政策于该年下半年瞬间转向，存准金率由上年(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连续15次上调急速转变为该年下半年的连续4次下调、利率亦由上年连续6次上调急速转为该年下半年的连续5次下调，而为刺激出口亦连续3次提高了出口退税率，此外，经由中央经济促进计划的拉动，各地政府配套投资规模更是空前。似此刺激周期亦非“短暂刺激”，而是“中期刺激”。

　　在这股强大的刺激之下，A股市场复苏反弹、房地产市场再度拉高，我国经济迅速从外需陡降的困境中脱身而出，而且该年度9%的GDP增速，甚至远超毫无危机冲击预期的年初设立目标(8%)1个百分点。但是，任何过量(或过期)的经济刺激，均会带来负面效应，虽然其副作用的真实显露往往具有延后性。

　　相较由外部冲击所导致的经济拐点，潜于其背后的政策逻辑拐点却更值得反思。在诸多已然展开的经济改革面前，改革开放以来堪称深化改革理想的时间窗口稍纵即逝—正是在手段与目的相对错位的天量经济刺激之下，行政进一步强化了对要素资源的支配力度；该年全国两会温家宝总理重点强调的财政体制改革，在地方政府投资权力放大之下，不仅难以有效推进，更对预算软约束持续失控；陆续公开上市的国有银行，亦在政策性投资的主导下，重新走上弱化风险控制加大信贷规模的老路；国企(尤其央企)更是在此次经济刺激之下，得到诸多政策资源倾斜的特别关照，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市场公平再度遭受破坏；而该年初打击力度空前的“6·30”(囤地大限)房地产调控，亦在各级政府的经济刺激需求之下，异变为“形紧实松”，刚刚放慢上涨脚步的房价在该年底后，再次进入高速上涨阶段。

　　当然，在该年度波澜不惊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之中，亦有极亮点存在，旨在清除行政机关人浮于事、职能重叠、扯皮严重等积弊的“大部制”改革，于该年全国两会期间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形式亮相，而由此对我国经济深化改革、乃至政治深化改革，可谓力虽微但影响深远。拖沓多年的燃油税改革于该年底陡然加速推出(以及其后逐渐启动的二级公路取消收费试点)，则令人们对未来整体税制改革充满期待，而由此带来的高油价以及范围更大的税负均衡等争议，显然出乎其时人们的意料。

　　时至今日，盘点2008年留下的历史记忆，有3大事件难以忘记，5月12日爆发的汶川大地震、8月8日正式开幕的北京奥运会和12月18日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回首过往，上述3大事件亦带来人们迥然不同的情感历程，汶川大地震是极度悲情的，其震级之强、范围之广、伤亡之巨大、损失之惨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北京奥运会却是极度豪情的，其景象之繁华、获奖之众多，堪称为一场“前无古人”的奥运会；与前2大事件的大悲大喜不同，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却异常低调，此前一直酝酿的诸多改革议题大讨论，该年度反而变得声低音浅，很明显的是，2008年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我国宏观政策以及政策逻辑的大转向，与市场化为原旨的深化改革大讨论，其本身即冲突多多。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