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工业大国国情与工业强国战略》指出，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工业经济长期以来的持续发展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奇迹，但在此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问题，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战略目标，完成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可能会遇到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体制性矛盾仍然突出、开放带来的增长动力减弱、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难度增大等重大挑战。

　　据人民网报道，居民收入差距的逐年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地区间收入、行业间收入、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不仅能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从而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不良影响，而且也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造成潜在、巨大的威胁。

　　第一，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中国绝大多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相对短缺，加上多年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削弱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而经济规模的扩大，消费需求的增长，以及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将继续推动资源消耗总量的扩张。未来十几年，随着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资源价格将看涨，环保投入将加大，经济运行成本将上升。2009年，中国燃料和矿产品进口占到全球市场的10.7%，较2005年提高4.3个百分点。“十一五”以来，国外垄断资源企业已多次针对中国提高了矿产品出口价格，这严重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健康发展。例如，2009年6月至2010年6月一年时间内，中国进口铁矿石期货价格就翻了一倍。中国火电供电煤耗、钢可比能耗、水泥综合能耗、乙烯综合能耗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15%。工业能源消费的主体依然是煤炭，加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十一五”以来，虽然国家积极推动环保技改，但重化工业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变。“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资源环境约束将更加凸显，中国工业节能减排任务艰巨。

　　第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我国工业化发展伊始之所以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主要是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而且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是很高，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加之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及其伴随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终结，从2004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劳工荒”现象。“十一五”期间，城镇创造就业岗位增速与农村劳动力供给增速的相对值发生了变化。2006~2009年，中国农民工年均增长3.6%，比“十五”平均值下降6.5个百分点，同期城镇就业年均增速3.7%，比“十五”平均值增加0.3个百分点。从增速上可以判断，劳动力的供需格局正在发生重要转变，中国工业发展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正在消失，这一现象的产生必将推动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从而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因此，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削弱将给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带来全局性和基础性的冲击。

　　第三，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收入分配差距在逐步扩大，且在较短时间内将会自动收敛的趋势尚不明显，主要表现为：总体上看居民收入差距的逐年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地区间收入、行业间收入、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不仅能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从而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不良影响，而且也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造成潜在、巨大的威胁。因此，推动中国工业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实现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迈进，必须要抑制这些差距的扩大。然而，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也正处于经济体制的重构之中，生产要素向城市和发达地区聚集，财富向拥有更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人群集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这一矛盾将是中国工业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将增加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难度。

　　第四，体制性矛盾仍然突出。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竞争，使国内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显得更为急迫。虽然伴随中国工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体制机制在不断完善，但与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缺陷，可以总结为四大类：首先，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不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损失代价；其次，税收体系不完善，难以抑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再次，中央地方财政体制不健全，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主要关心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最后，金融体制改革之后，利率和汇率难以有效发挥引导结构调整的杠杆作用。总体来说，我国政府职能转换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从历史发展经验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有效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关键途径。这需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劳动者素质，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区域布局，而最根本的则是需要完善体制保障。若不能尽快形成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政策，中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平稳发展将难以实现。

　　第五，开放带来的增长动力减弱。对外开放大大密切了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使中国经济日益具有开放型经济的特征。然而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新的风险，如何做到既促进体制和观念适应国际通行规则、促进经济发展，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将是新的重大考验。中国的开放型经济越是发展，越是容易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来自国内外各种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就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同时，随着部分产品比较优势的变化和贸易摩擦高发期的到来等因素的出现，改革开放前20多年出口对增长所起到的显著带动作用今后可能减弱。外资的带动作用也可能会减弱，目前在一些高增长的行业中，同行业中有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激烈竞争，国内也有一批优势企业迅速成长，成为跨国公司的有力竞争对手，这种状况使外商投资企业近两年在中国市场上的盈利水平持续下降，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竞争加剧和盈利空间的缩小，将会减弱外资进入的动力，从而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带动力会下降。因此，如何应对开放带来的增长动力减弱这一挑战，也是今后我国工业经济发展要面临的问题。

　　第六，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难度增大。过去六十年里，我国工业化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尚未根本解决，经济粗放型增长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低下，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不足。工业化中后期是工业化的关键阶段，既要继续完成工业化的任务，推进既有产业的升级，又要抓住机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新技术的制高点。一方面，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印度、东南亚国家，甚至非洲等国家越来越深入地进入到传统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低技术环节。另一方面，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又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来抑制中国企业进入创值能力更强的产业和产业环节。迎接来自中低端市场的激烈竞争，同时面对进入中高端市场的抑制不断升级与创新，将是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